早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一个消息：泽列诺格勒纳米技术中心成功研发出俄罗斯首台350纳米光刻机，代号＂曙光＂。
听上去是个突破，但放在全球芯片行业已经进入3纳米量产的背景下，这台机器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二十多年前的产品。更耐人寻味的是，它诞生的地方——泽列诺格勒，正是六十年前苏联举全国之力打造的＂芯片城市＂。
从派特工偷技术、搞逆向工程、建专属科技城，到动员整个国家机器，苏联几乎穷尽了所有手段来追赶美国的芯片产业，结果不但没追上，连自己培养出的人才，最后都跑去给对手打工了。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苏联的电子工业起步并不算晚。二战后美国造出ENIAC计算机，用了18000个电子管。
苏联通过情报网早就知道了这件事，转头就造出自己的计算机MESM，只用了6000个电子管，能效和故障率都比ENIAC好。50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搞出晶体管之后，苏联在1950年也成功研发出了晶体管，随后几年两国在半导体领域你追我赶。
到60年代初，双方在晶体管计算机领域基本旗鼓相当。然而转折就在这里。苏联在一个关键的技术岔路口走偏了。
由于深深的核战恐惧，苏联认为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而电子管结构简单、皮实耐用，更适合战争环境。
于是在60年代，苏联选择集中精力搞电子管小型化，而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因为不完全由政府主导，民间企业出于商业利益，自然走上了更小更快更便宜的晶体管路线。
电子管需要一定的真空空间，苏联工程师埋头干了几年之后发现，想再缩小下去付出的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大洋彼岸，1958年德州仪器的基尔比发明了集成电路——把多种电子元件集成到一片硅片上。
这项技术直接把晶体管路线推向了＂无限缩小＂的快车道，电子管这条路算是走到了死胡同。起跑就慢了一拍的苏联，选了一条看起来最高效的追赶方式：让情报机构去搞。
1963年，克格勃成立了一个新部门——T局，T即Technology，唯一的使命就是从国外窃取最新的科学技术。这不是电影里那种偷文件的老套间谍活动，而是一套精密运转的技术情报流水线。
到了80年代初，克格勃雇用了大约1000人专门搜集外国技术。驻旧金山领事馆里就有60名特工组成的团队，他们直接从硅谷科技公司偷走芯片，或者从黑市购买。
这些特工的＂战果＂不可谓不丰厚。他们不仅带回了包括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州仪器在内的几十种芯片，甚至还搞来了IBM的全套设计图纸和操作系统源代码。
在硬件设备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声称，苏联几乎获得了半导体制造所需的所有设备，包括900台制备原材料的机器、800台光刻和蚀刻设备，以及300台用于掺杂、封装和测试芯片的机器。
技术偷到了，设备搞到了，接下来就是交给泽列诺格勒的工程师去＂逆向复刻＂。早期确实管用。
绿城的科学家拿到德州仪器的SN-51芯片后，肖金把一群工程师叫到办公室，让他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要求＂一一对应复制，不能有任何偏差，三个月时间＂。这种像素级的复刻策略，在集成电路还比较简单的年代，勉强跑得通。
可问题是，芯片这个行业有一条别的产业不具备的规律——摩尔定律。晶体管数量每隔一两年就翻一番，技术迭代速度快得吓人。
当苏联花一两年时间完美复制一款芯片时，美国的芯片公司早就推出了升级款。而且不光是速度追不上，质量也差得远。
根据CIA的报告，尽管苏联在1984年就实现了64K存储器的满负荷生产，但器件良率仍远低于10%，而美国的普遍良率在60%到70%左右。换个说法，苏联造十颗芯片只有不到一颗能用，美国造十颗有六七颗是好的。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一个叫＂告别＂的代号。70年代末，克格勃T局上校维特洛夫被法国策反。从1981年初到1982年初，他陆续泄露了4000多页T局的机密资料。这些文档被称为＂告别档案＂。
1981年7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渥太华七国峰会上把这份档案交给了美国总统里根，里面清楚记录了苏联科技间谍渗透西方实验室、工厂和科研机构的全部网络。美国的反击迅速而猛烈。
1982年1月，里根签署行政令，加强高技术出口的海关检查，同时批准中情局对苏联开展科技反间谍行动。到1985年，美国查获了价值约6亿美元的货物，逮捕约1000人。
更狠的一招是＂投毒＂。苏联修建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时需要一种自动控制软件，克格勃T局派人潜入加拿大窃取了一套，但这套软件早已被做过手脚。
这场由此引发的管线爆炸不仅重创苏联经济，更让整个系统陷入恐慌——以前偷来的技术里到底有多少＂定时炸弹＂？许多大型工程不得不暂停。
西方各国随后展开统一行动，驱逐了近150名苏联技术间谍，光法国就驱逐了47名，其中大部分是T局成员。苏联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全面封堵。
而在这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苏联的芯片只为军队服务，没有民用市场。苏联发展半导体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军用，民用电子设备是＂根据需要供给＂。
虽然60年代苏联电子工业平均增长率保持21%长达十余年，但民用电子的发展极为有限。当时访问苏联的美国商人感慨，在苏联看不到美国、西欧和日本那样的台式计算机、电视机、收音机，甚至还出现15年前的产品。
没有民用市场就没有利润循环，没有利润循环就没有持续的研发投入，也不会有消费者用脚投票倒逼产品升级。而在美国，英特尔、仙童这些企业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打磨工艺，才一步步拉开了距离。
军方只关心＂能不能用＂，不关心成本和良率；但市场关心一切。这两种逻辑驱动出来的产业体系，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苏联解体之后，这套体系迅速土崩瓦解。顶尖人才纷纷出走，其中最典型的是弗拉基米尔·彭特科夫斯基——他在苏联时期曾获国家奖，主持多个芯片项目，苏联解体后项目全部中断，他进入英特尔担任首席工程师，参与开发了全球热销的奔腾III处理器。
苏联花大价钱培养的人，最终帮对手造出了标杆产品。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芯片产业长期处于＂躺平＂状态。
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等相继出台针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不仅芯片进口困难，制造设备更是难上加难。这些限制措施使得俄罗斯关键设备获取成本提升了40%到50%，因为只能通过灰色渠道辗转获取。
制裁的后果很快显现。2024年12月，俄罗斯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之一Angstrem因无力偿还990万美元债务而被法院宣告破产。
这家工厂的故事简直是苏联芯片命运的微缩版——起初获得了1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支持，又从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获得8.15亿欧元的信贷额度，目标是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民用和军用芯片工厂。结果呢？
据福布斯报道，Angstrem在2024年的净亏损高达2363亿卢布（约28.6亿美元），成为俄罗斯亏损最大的企业。
更讽刺的是，其前负责人后来成立的新公司推出了号称＂国产＂的R-Phone手机，实际上是把孟加拉国的Symphony Helio 80贴牌后以三倍价格售卖。即便如此，俄罗斯并没有放弃挣扎。
按照目前公布的计划，俄罗斯要在2026年底完成350纳米和130纳米工艺光刻设备的开发，到2030年自主生产65纳米或90纳米制程的国产光刻系统，但即便实现，仍将落后全球领先水平25到28年。
在处理器架构方面，由于英特尔x86和Arm架构均不可能获得授权，俄罗斯只能押注自研的Elbrus处理器和开源的RISC-V架构，但Elbrus的软件生态几乎为零，连本国企业尝试集成都以失败告终。
回头审视苏联芯片产业从起步到消亡的全过程，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每一步看似合理的选择，叠加在一起却构成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局。
押注电子管是因为核战恐惧，成立T局是因为技术封锁，复制而非原创是因为军方要可控交付，集中资源建绿城是因为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芯片产业偏偏不是一颗原子弹或一枚火箭。
它需要的不仅是集中力量的爆发力，更需要市场竞争的持久滋养、多元路线的试错空间、以及一个允许失败的创新环境。苏联什么都舍得投——投钱、投人、投间谍，唯独没有投出一个让芯片产业自我造血的生态系统。
当一个体系把＂跟上别人＂当成最高目标，路径自然就只剩下复制。当复制变成组织惯性，创新便沦为没人愿意承担的风险。
苏联芯片的消亡不是某一记重拳的结果，而是一连串＂看似高效＂的选择所累积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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